第二、三卷关于物的规定，是论证得最细致最广泛的，主要涉及物的所有权的形成及其他衍生权利的产生。

诚然，民主政治在西方是一个时代的大进步，相对于西方中世纪领主们的分封割据，相对于教会势力的政治参与，相对于专制君主的昏聩荒淫，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以资产阶级的巨大财富为给养、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盟为主力、代表着先进生产力而发起的民主革命，确实是焕然一新，一往无前。笔者深信，来自那样的探索而形成的正义体系，才可能成为一个可供‘万世之用的新型中华法系。

其实，在这种换偶关系中，说得好听是实现个人的性权利，说得难听是只图肉体享乐，而忘掉自己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19] 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0页。就此两方面而言，前者展示的是邦国的伦理面相，铺陈的是关于它的伦理叙事。[61]这同样也适用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权利，这些权利的获取，必须对这些权利所关涉的领域有深入的认识、正确的理解、有效的处理、有利（对个人和社会有利）的成果。北大法学博士凌斌有一本《中国法学时局图》，通过对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的定量研究，为中国当代法学作出实证分析，并仿照一百多年前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时局图》，用美国《宪法》、德国《民法典》、法国《人权宣言》、日本《民事诉讼法学》教科书、《牛津法律词典》和贝卡里亚的《犯罪与刑罚》，代替原《时局图》中的熊（俄国）、犬（英国）、蛙（法国）、鹰（美国）、日（日本）、肠（德国），构成一幅《法学时局图》。

但是，权利争夺的假说是重要的，是接近历史真实的。中国传统被等同于不能适应现代化和市场经济需要的‘前现代或非现代。即是不能拔除的，那么最便宜的方法是利用这个自然现象平心静气地来演出若干解决争讼的原则。

这种恶的对立，是阻碍事物的对立统一的，因而是阻碍事物自身发展的。然而有荀子的性恶论摆在那里，人性恶的现实存在是对道德的最大冲击，它同样来自于人性，给人类带来痛苦与危难。如此说来，谩骂就是那禁止争讼的道德的私生子!天下事往往因理想太高其结果适得其反。另一方面，一些人的权利意识还有待提高，人们实现权利的手段还有待完善。

无讼以求的思想是中华法系的宝贵遗产，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以之作为中国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之一，亦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特征。但法律却不能创造权利。

[19]这一谬误的产生大都源于法律对权利的保护，把法律的保护视作对权利的创造。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相适应，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实行法治的成功经验，围绕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符合中国实际、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道德和权利的被侵犯，实质上是人们处于恶的对立中，是一个人对他人的道德或权利进行了侵害，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至此，毛泽东时代留下的经济难题，实现了破题，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篇大文章，有了更好的答案。

更要惕然相对，防范人性的另一极对道德的侵蚀。在中国则不同，从古代开始就已经明白了政治权力的真谛，《尚书·洪范》中早就有言：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当然，无讼以求不能绝对化，更不能走极端。正是因为有这样深厚的精神土壤，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更有归属感，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最为坚韧踏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其道大光。

除了孝之外，还有其他重要的家庭道德，其中最著名的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对于这样的政治权利——最好不用民主权利，因为民主是多数决而非真理决，容易产生偏执——国家要加以培植，法律要予以保护。

[28] 《论语·颜渊》[29] 《商君书·画策》[30] 有心之读者，可以参见杨鸿烈著：《中国法律思想史》第27—29页。古代的中华法系中没有律师制度，或许官府要显示其权威性，或许衙门要体现其强制力，在审案总是保持其高压态势，一句饱含威势的升堂了，让诉讼双方颤栗不已，通过一唬二吓，严辞鞫讯而酷打成招屡见不鲜，在此情势下，获知真相已属不易，要作出公正判决颇多困难。

我们现在在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或者说定义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会有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探索，就不会有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如为个人权利而斗争，那只是平凡。这一次陈有西代理王振华的案子，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于此可见一斑。在革命战争时期，主要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阶级斗争理论，这一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经济分析及其经济地位来区分阶级，确定其依靠的阶级，争取的阶级，要打倒的阶级，分清敌我友，组成统一战线，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新的政权。社会道德的倡扬，使人民的幸福安康有了内在的灵魂，让中国的长盛不衰有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在古代西方，不管是在古希腊古罗马还是中世纪的欧洲，政治权力主要就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而政治权力的传递和继承，也只限于统治阶级内部，或选举或世袭。

孔子早就认识到道德成长的各种可能性，他也看重道德成长的环境：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6]他知道道德离我们并不远，就在我们的内心：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中国要改变自己的落后状况，就要向西方国家看齐，就要成为法治国家，就要依法治国。

要阻止这种恶的对立，要结束这种恶的对立，就必须有一个外在的、强大的、权威的、公正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法律。每年瞅着全国自然科学颁奖大会的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则冷冷清清，是因为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不如对自然科学的重视？还是因为哲学社会科学实在拿不出像样的成果？扯得有点远了，但意思是清楚的，道德和权利自身的建设，更为根本，更为重要。

直到近代，才出现了专门研究如何获取权利（即财富）的学问——经济学，即便如此，现在的经济学仍然是真理与谬误参半，未能完全主导权利获取的进程。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却收效甚微。

当权利受到侵害，法律的保护是首选。第一节 中华法系的根本遵循一 道我们前面讲到过中国的道，而且主要从政治方面加以论说，知道道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纲领性作用。其实，西方之所以是法治国家，是因为它们主张自由放任，主张小政府，主张法无禁止皆可为，这对促进社会的活力有其积极作用，法律是它们的最后界限，是不可逾越的。[26]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是和剥削、私有制、阶级对立直接相关的，它侵蚀了人心，分化着社会。

只是我们在这里不能作细节的安排，只能有提纲的扼要。无讼以求在中国法制史中可以说是蔚成传承，除了理论上的认识，德、礼的实际倡导和运作之外，国内有学者认为主要就是民间的调解。

还有同样重要的一点，它可以创造出一种气氛、一种环境，在其中，从前不可能的行为和活动变得可能……当没有什么不能说时，便没有什么不能做了。[31]这段话太随意，太不严谨，仅以其中还有点理性的没有争讼，就不会有真理，也不会有公道而言，就显得太绝对。

这有大功于中国政治，并且是有世界意义的。它是一种诅咒性、攻击性的言论，几乎相当于肉体上的侵犯和威胁，但它却因其假想性而不受惩罚……。

[5]孟子的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外界条件的变化会对道德的成就形成影响，但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如果人性中只有善根，而没有变坏的基因，环境的恶劣也只是不利于道德的成长，而不会使道德变为恶行。建国后，几年之间完成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着手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但这几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界并没有大的起色，很少看到原创性、突破性的作品。当政治权力不受监督、不能校正，这种权力腐败就具有必然性。

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仍然充满艰辛和曲折，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却忽略了甚至否定了商品货币关系的积极作用，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成了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问题，并引致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覆亡。如果只是用刑罚来管理民众，人们可能因为害怕而避免犯罪，而内心并没有真正信服，更谈不上自觉地以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

我们还可以用反证法，在当今世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各国的政治制度主要分为两途，即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非此即彼。这里讲得明白，礼、法都是需要的，礼能防患于未然，绝恶于未萌，更值得提倡，可视为无讼以求的具体措施，所以在紧接这段话之后又引了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为前者作了注解。

认为治理国家要中正平和，刑（法律）设立的目的是希望没有触犯刑律的事情发生。可以说依法治国是它们的唯一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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